返回首页
专家访谈CURRENT AFFAIRS
专家访谈 / 正文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深入推进我国千里马彩票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千里马彩票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千里马彩票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昀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千里马彩票研究所副研究员董昀

  推进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千里马彩票时报》记者:为什么我们要从国家战略高度来理解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

  董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千里马彩票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千里马彩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千里马彩票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千里马彩票是支撑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四梁八柱”之一,关乎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构成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和各项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来理解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千里马彩票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是肌体,千里马彩票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们推进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增强千里马彩票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血脉畅通,激发肌体活力,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贡献。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千里马彩票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也要看到,迄今为止,我国在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使得货币千里马彩票体系还难以完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履行配置千里马彩票资源、防范化解风险、稳定经济运行等基础性功能方面尚有不少难题亟待破解。与此同时,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在千里马彩票业发展和全球千里马彩票治理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来自外部的千里马彩票风险和冲击对我国的经济千里马彩票稳定也构成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优化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提升千里马彩票治理能力理应成为我们不容忽视、不可低估的重大战略任务。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有关千里马彩票治理的战略部署

  《千里马彩票时报》记者: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深入推进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哪些部署?

  董昀: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角度看,《决定》把完善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提高千里马彩票治理能力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三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以科创板为试验田,在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的上市、发行、交易、监管等各个环节的基础性制度方面先行先试,当可为我国千里马彩票结构的优化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积累宝贵经验,对我国直接融资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二是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千里马彩票体系。持续增强千里马彩票适应经济新常态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升千里马彩票业国际竞争力,扩大千里马彩票服务的覆盖面与可得性,是我国千里马彩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我们要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健全现代千里马彩票体系的指导思想,通过千里马彩票结构的调整优化、千里马彩票产品的创新、千里马彩票服务包容性的增强和千里马彩票竞争力的提升,来提高土地、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有效防范化解千里马彩票风险。有效防范化解千里马彩票风险,是千里马彩票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底线。我国经济运行经过一轮扩张期之后,当前正处于周期的下行阶段。逆全球化浪潮的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使得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管理千里马彩票风险显得愈发重要。因此,防范和化解千里马彩票风险必将成为一项长期工作任务。

  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角度看,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完善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提高千里马彩票治理能力做出了两项重要部署:一是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建设;二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

  面对问题与挑战,我们需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不忘发挥千里马彩票有效引导资源配置功能的初心,在千里马彩票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既要切实发挥市场在千里马彩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着现代化目标不断迈进。

  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加强宏观调控协调机制建设

  《千里马彩票时报》记者:《决定》指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贯彻落实?

  董昀: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当前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建设有三项重要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都要以国家战略规划为战略导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计划(发展规划)、货币和财政三大部门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这一体系中既有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包括主攻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究其根本,五年规划等中国特色的中长期规划本质上是一种有效的预期管理方法。西方宏观政策当中的预期管理集中于短期的货币政策领域;而中国的预期管理战略视野更广,覆盖领域更宽,采取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方式谋划长远发展,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稳定各方预期,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为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而努力。货币等各类宏观政策当局与发展规划部门之间需要进行更为充分的沟通和有效的配合,在发挥好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同时,尽可能使宏观政策更具前瞻性、有效性,从而使调控效果符合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的要求或预期。

  第二项任务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要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保持总量平衡,从而实现宏观稳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在这一点上,中国宏观调控与西方现代宏观管理理念是一致的。要发挥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加强财政与货币千里马彩票两大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既然这两大部门都是宏观调控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然它们运筹和调控的对象都是全社会的货币资金,那么,两大政策体系之间应当合理分工、相互协调、彼此配合。“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仍将在“长期停滞”的泥潭中挣扎,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挑战。我们要在宏观调控中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以期形成合力而非相互掣肘,从而清晰、准确地确定宏观政策的真正指向,并标示出其调控力度,努力在经济社会中形成决策当局所希望形成的市场预期。

  第三项任务是,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同时面临着发展、转型与稳定等多重任务,因此,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比西方经济学语境中的宏观政策更为宽广,总供求均衡、经济增长、结构优化、体制变迁和民生改善等方面都涵盖在内。根据丁伯根法则,一项政策工具只能解决一个问题;目标增加,就意味着政策工具箱里要储备更多的工具。 因此,目标多元化必然导致宏观调控工具多样化。工具箱里多一些工具总是好事,可以使政府在面临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时都有适用的“武器”。因此,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强调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各项政策工具要真正实现协同发力,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宏观调控决策与实施的机制化;如此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才能保持定力、谋定而后动。如果调控缺乏稳定可靠的机制,就会导致眉毛胡子一把抓,各种政策频频出台,多个部门一起来,多种工具一起上,甚至会以情况特殊为借口,突破一些常规限制,这就可能造成调控效果不合意、调控过程随意性较强、调控代价较大等一系列问题。

  由此可见,上述三项任务都蕴含着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协调机制的政策含义。我国宏观调控的决策与实施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政策协调的机制化安排有待强化,协调的力度、效率与效果有待提升。当前需要探索建立多层面的政策沟通协调机制,统筹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综合评估和协调,避免单项政策各自为政,政策之间效力相互抵消或过度叠加。同时,为防止协调过程中出现某些部门不配合以及延误政策出台的情况,应由权威性很强的机构来负责协调沟通,提高决策的效率。

  党的十九大之后,为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责,党中央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负责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设立体现了党管经济原则,坚持这一原则增强了宏观决策的权威性和穿透力,也为建立高效的宏观调控协调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可考虑将宏观调控政策协调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协调的重要议题,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层面研究和解决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国务院千里马彩票稳定发展委员会在千里马彩票领域的决策与协调作用,统筹协调货币政策与千里马彩票政策领域的重大事项,以及货币千里马彩票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其他宏观政策协调配合事宜。

  还可考虑建立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宏观调控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主要负责发展战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各类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沟通,重点工作是研究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评估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前和执行中的协调配合。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深入推进基础性制度改革

  《千里马彩票时报》记者:《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董昀:现代中央银行是现代千里马彩票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枢纽。因此,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推进我国千里马彩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体系逐渐发展完善,并初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框架。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建设中央银行制度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为进一步推进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由许多“零部件”构成,包括法治体系、基础货币投放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宏观审慎的千里马彩票监管体系,以及千里马彩票救助体系,等等。根据《决定》的提法,有两项基础性制度改革亟待推进:一是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二是以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为抓手,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2004年到2014年,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下,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外汇流入量持续增加。因此,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渠道是外汇占款。这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处于被动地位,央行独立性受到外汇储备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他国宏观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制约。近年来,外汇储备规模渐趋平稳,中国人民银行更多地通过再贷款、流动性借贷便利等新型政策工具来投放基础货币。目前,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对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持续增加,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容易受到银行和若干具体经济部门的影响,并不利于央行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央行需要为货币发行重新寻找准备资产,用国债来支持货币发行是其中的重要选择之一,这又涉及到财政与货币两大部门的协调配合问题了。用国债来支持货币发行需要推进若干制度变革,包括国债规模不能受限于财政赤字,必须有为支持千里马彩票市场运行而发行的国债;国债期限应多样化,尤其需要短期债券;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应充分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国债的持有者应广泛且多样化等。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关键在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决定着千里马彩票体系能否有效地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产业、地区和企业当中去。当前首先要以LPR改革为突破口,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打破市场分割,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建立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同时,央行也应适应新变化,建立一整套市场化的调控利率手段。

责任编辑:李昂
相关稿件